- “只走路不打仗，队伍不被打垮也会被拖垮。”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继续长征。在毛泽东指挥下，中央红军在3月22日上午，第四次渡过了纵贯黔北的赤水河之后，出敌不意地以每日120里的速度向敌人兵力空虚的云南疾进。红军在昆明附近虚晃一枪，接着便神速地向云南西北方向前进，于5月9日全部渡过谷深水急的金沙江。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优势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蒋介石妄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四渡赤水之战也就胜利结束了。
“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两句《长征组歌》中对毛泽东的颂词不是产生在红军四渡赤水的当时，而是产生在长征胜利之后、在中国革命战争胜利之后，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为全党全军所佩服、悦服、信服的时候。然而在进行“四渡赤水”这一战争实践过程中，由于红军官兵对毛泽东的指挥不理解，全军上下对毛泽东多有微词，用“怨声载道”这四字来形容当时的情景一点也不过分。
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统帅生涯中最得意之笔，而这“得意之笔”的主要特征就是声东击西。
在三个多月的四渡赤水战役中，毛泽东对“声东击西”谋略的运用，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要声东击西，就要“忽进忽退，一再回旋”，就要全军走得快，动得勤。毛泽东曾告诫红军指战员，“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强调的就是一个“走”字——“战士双脚走天下！”
在当时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和现代公路的情况下，红军的“走”完全是靠属于革命的两条腿和穿草鞋甚至打赤脚的双脚在荆棘丛生的山路上奔走。单是这样走就需要坚忍不拔的毅力，更不要说还要走走停停，不时投入与国民党军队的残酷战斗。
在敌人重兵追堵的情况下，在生存成为唯一目的的时刻，不可能有时间就每一次军事行动对红军官兵作更多的解释。战士们不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不知道上级为什么要他们天天走路，与敌人兜圈子，路走得多了牢骚话自然就出来了：
“光是转圈，走到哪是一站？连个医院都没有，受了伤就寄掉（指将伤员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多数惨遭敌人杀害），老子宁愿被打死也不能受伤！”
“到处转，到底哪是前方，哪是后方呀？”
“什么前方后方，前方后方都在你身上，拍拍胸脯就是前方，摸摸背包就是后方！”
“老打圈子不打仗，还不把人累死憋死！”
“只走路不打仗，队伍不被打垮也会被拖垮。”
“……”
时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的杨尚昆后来对四渡赤水时部队的情绪曾作了这样的描述：“那时候迂回曲折走得很苦，两条腿都走痛了，有的人连爬都爬不动了。这段时间，红军的情绪是不高的，四渡赤水，今天过去，明天过来，部队里骂娘骂得厉害。那时不像现在，有个什么行动要先说清楚，目的地在哪里，怎么走法，等等，那时军事紧急，下个命令就得走，下大雨也要走。同样，下个命令要后退就得后退，没有说要问问为什么。当时，行动的目的不仅是师一级的干部不知道，我那时是军团政治委员，也不完全知道。反正天天听命令，让走就走，大体上只知道是要甩掉敌人。”
- ”林彪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说：“现在前线指挥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在四渡赤水的转圈圈途中，疲劳、饥寒成为部队减员的3个主要因素，远远超过战斗减员。“走路”成了致命的问题，也成了这段时期争论的焦点。
不满情绪不但在战士中，在上层领导中也激烈地表现出来。新“三人团”中的王稼祥，对毛泽东的做法也不理解，向张闻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办法。4月中旬，刘少奇到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以后不久，了解到部队的情绪，他将听到的意见和自己的意见综合在一起，给中革军委发了一个电报，认为革命正处于低潮时期，建议中央改变方式，不能在贵州一带打圈子。红三军团政治委员杨尚昆也在电报上签了字。
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爱将，他也一直埋怨毛泽东让红军尽是走“冤枉路”。他把红军的行军路线比作一张弓，说部队是沿着弓背而不是弓弦行军的，走的不是捷径。说什么，难道非得走弓背就不能走弓弦吗？部队已筋疲力尽了，再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的，像他（指毛泽东）这样领导指挥还行？！”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连续在贵州境内声东击西，红一军团一直处在没日没夜的奔波转战中，甚至曾经一个昼夜奔袭200里路。历史也证明，作为红一军团军团长的林彪，尽管他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指挥一时不理解，但他还是忠实地执行了中革军委和毛泽东的命令，一直干得很出色。当然，他的不满情绪也很严重。
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抢渡金沙江时，已抵达金沙江边的红一军团奉命立即调头去佯攻昆明，然后又奉命限时返回到金沙江边，不少官兵在强度极大的行军中掉队。部队渡过金沙江后，林彪萌生了更换红军前线指挥员的念头。他把自己的想法对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了，遭到了聂荣臻的反对。聂荣臻说：“我们是在敌人的口袋里，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出其不意地迂回行动，怎么可能突围？”林彪见聂荣臻不同意、不支持他的观点，便以个人的名义给中央写信。有的材料说是给中央新“三人团”——毛、周、王写信。这封信的原件已无从查找，但众多材料都引述了其核心内容，是建议改换前线指挥，以改变目前的困境。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事后不久，他在军团指挥所，当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的面直接给彭德怀打电话，他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说：“现在前线指挥不行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了。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
彭德怀
彭德怀在电话里拒绝林彪的要求。在一旁的聂荣臻听了林彪与彭德怀的通话，警告说：“林彪同志，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撤换统帅？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我也可以用政治委员的名义下指令，部队可以不执行。”
关于这件事的记述，笔者曾先后两次在聂荣臻元帅的有关文章里读过。先是在林彪折戟沉沙、自我爆炸之后，聂帅在揭发林彪的文章里讲过。不过那时彭德怀还没有平反，还被诬为“大野心家”。后来在彭德怀平反之后，聂帅在他的回忆文章里也是这样写的，只是删除了几个字。
林彪
回首历史，不应断言林彪给中央写这封信和给彭德怀打电话是在搞阴谋，是在煽动“撤换毛泽东”逼“毛泽东下台”。因为他在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而且只是建议“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下文将引用彭德怀的原话，这里就不再赘言。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其所著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也记叙了这件事，他是这样写的：“林彪建议把战场指挥权交给彭德怀，让毛集中精力与周恩来和王稼祥等军委其他成员一起考虑全面政策和规划”。
林彪
在中共的将帅中，林彪是一个毁誉兼有的人物，毛泽东与林彪之间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任关系。林彪是中国工农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级将领，他所带领的红一军团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是中央红军的前锋部队，也是最能打仗的红军部队。作为红军主力军团指挥员的林彪，连蒋介石都从来不敢小看他。林彪给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写信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已经不止一次了。早在井冈山时期，即1929年末，当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因看不到井冈山革命的前途在哪里，产生了悲观情绪，力主红军主力撤出井冈山，打到山外去。于是在“古田会议”结束不久，他就给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写信，表示对革命的前途担忧，向毛泽东提出“井冈山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疑问。
在白色恐怖包围中的井冈山，相当一部分人情绪低落，但地位正处于不断上升时期的林彪也看不到前途，这就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出于对其关心和培养，在1930年1月，于日理万机中，用了整整五天的时间给他写了一封长达6000多字的回信，这就是后来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那篇名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文章。
时隔不久，赣南、闽西根据地的红军扩编为红一军团时，毛泽东仍然提携年仅二十三岁的林彪出任红四军军长，两年后又委他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兼红四军军长。
在中国革命漫长的征战岁月里，林彪虽多次固执己见而与毛泽东发生争吵和不快，但其出发点大都还是为了打好仗。而且林彪敢于发表意见，有意见是“向上讲”不“向下讲”，显得有分寸，符合组织原则。这就是林彪早年的处事风格。
- 毛泽东当即毫不客气地训斥道：“你还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红军渡过金沙江，击溃狮子山的一部川军，经过通安、富乐、彰冠等地，进入会理地区，中共中央准备在会理县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按常理，中央红军不该滞留在金沙江北岸的会理，因为身后依旧有国民党军的追击部队。但是，中央红军还是在会理停了下来。
这一阶段，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了指战员中的牢骚，领导层中程度和性质不同的疑虑和不满，他决心开个会统一认识。在向会理的行军途中，毛泽东分头找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张闻天、博古，甚至包括李德等人交谈，商定为了统一对遵义会议以来实行的新的战略方针的认识，同时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中央必须停下来在会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理城是一座古城，300年前挖的护城河很宽，两道城墙又高又坚固，易守难攻。会理城里驻有川康边防军刘元塘一个旅，另有加派增援的一个团。刘元塘是个很狡狯的军阀，他认为守金沙江是守一条线，守会理是守一个点。只要拚命守住这个点，反正有中央军在后面追呢，守几日，待中央军追到了，共军自然就会退去。
毛泽东原本想把会理变成第二个遵义，希望红军能在这里赢得几天休整时间，解决当时许多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同时补充一些人员和物资。但由于会理城久攻未破，中共中央遂于5月12日晚，在会理城外的铁厂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陈云、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李德列席了会议。
铁厂从地名上看似乎和铁匠铺有关。为躲避敌人飞机对铁厂进行轰炸，周恩来要工兵营在隐蔽处临时搭起一个草棚子，会场就设在这个草棚子里，这样，既便于对空观察也便于随时疏散。军团负责人的地铺也就打在这个草棚子里。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了报告。张闻天的报告大纲是会前同毛、王商量的。张闻天首先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的行军作战工作，肯定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的军事指挥是正确的，四渡赤水也是必要和正确的，这一段时间与敌人兜圈子的行军虽然使部队很疲劳，但这是必走之路。张闻天在报告中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林彪等人对毛泽东军事指挥的怀疑、动摇是右倾，批评林彪要求改换中央军事领导的错误意见。接着毛泽东在会上解释了为什么要几渡赤水，他说：“像这样迂回前进，有没有必要呢？我看大有必要，客观环境需要我们如此嘛。不从实际出发，一厢情愿是要吃亏的，我们的战略方针，必须建立在知己知彼上。”
毛泽东针对林彪在信中的指责，作了重要讲话。他说：近几个月来，特别是第二次东渡赤水以来，我们运用大迂回、大穿插的战略，不但摆脱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而且把他们弄得昏头转向、精疲力竭。当然，我们自己也很疲劳。现在，敌人不但打不着我们，而且总不知我们的去向。如果我们不在赤水上渡来渡去，灵活机动地变换作战方向，忽东忽西，迂回穿插在敌重兵之间，我们能处处主动，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追堵吗？能打垮王家烈的8个团、吴奇伟的两个师吗？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对这次迂回穿插有意见，说怪话，还有的写信给中央总书记，要求改变前线的军事指挥，这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是短见、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作怪。大敌当前，这种思想非常有害，应该丢弃，以维护全党、全军的高度团结和统一。要相信，现在的中央领导是正确的。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随后，与会人员一一发言赞成张闻天、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朱德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称赞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认为遵义会议以来的战略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没有理由怀疑中央的战略方针。
彭德怀在发言中说：“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我军胜利地渡过金沙江，进入会理地区，这是一个很大胜利。我对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兴的”。他表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批评了林彪的信：“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现在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适当”。
然而，由于毛泽东以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所以他认为彭德怀的发言言不由衷，在耍两面派。毛泽东的语气一下子变得严厉起来，对彭德怀提出指责。还有刘（少奇）、杨（尚昆）的电报，毛泽东也认为他们是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情绪的反映。毛泽东在发言中虽然没有挑明批评张闻天参与其事，但从话音中间听得出来，毛泽东怀疑张闻天是同彭德怀结合在一起的。彭德怀在《自述》中说：“当时我想，电报与信和我无关，竟落到自己头上，今后可要注意些”（见《彭德怀自述》）。
张、彭虽然内心觉得委屈，但在会上、会下都没有争辩。
会上，毛泽东虽然未点林彪的名，但坐在板凳上的林彪自然听出毛泽东、张闻天是批评他的。
他不高兴地低着头，一言不发。最后他抬起头辩解道：“我给中央写信，没有别的目的，也是希望革命少走些弯路，减少部队的损失嘛！”
毛泽东当即毫不客气地训斥道：“你还是个娃娃，懂得什么？”
林彪当时在会上始终没有声明他的信与彭德怀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