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一座多数人仅在地理书上瞥见过的城市，却藏着令人咋舌的数据：2024 年，其人均 GDP 达 11.43 万元，力压省会成都（10.97 万元），雄踞四川省内 21 各城市之首 。这座地处四川最南端，与云南丽江、楚雄接壤的城市，常住人口 120 多万，餐饮价格能与成都比肩，还在百万人口中坐拥 4 家三甲医院 。攀枝花，为何如此 “硬核”？答案，藏在一段鲜有人提及却波澜壮阔的历史 —— 三线建设之中 。
耗时 16 年，上千万人 “神秘迁徙”
故事得从 61 年前说起。上世纪 60 年代，国际形势风云突变，世界两大强国对我国虎视眈眈 。北方，曾经的 “老大哥” 苏联翻脸，单方面撤回援华专家、撕毁合同、终止两三百个合作项目，局势升级后，甚至在边境陈兵百万，扬言动用核武器 。另一边，美国也一直伺机而动 。彼时，我国关键工业集中在东北，制造业多聚集于东南沿海，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地区首当其冲，大部分工业基础设施将毁于一旦，我国甚至可能丧失还手之力 。
1964 年，最高决策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三五” 计划要解决全国工业布局不平衡问题，搞一、二、三线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入侵 。由此，著名的 “三线建设” 正式拉开帷幕 。
所谓 “三线”，“一线” 指沿边沿海前线地区；“二线” 指一线与京广铁路间的安徽、江西及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东半部；“三线” 则是长城以南、广东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主要涵盖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省区，以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广东等省区部分地区 。其中，西南的川、贵、云与西北的陕、甘、宁、青俗称 “大三线”，一、二线地区腹地为 “小三线” 。
三线建设的核心，是将重点产业向中国腹地迁移，一要分散，二要隐蔽，为可能爆发的战争创造足够战略纵深 。短短几年，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地的大山里，大型煤炭、钢铁、武器基地拔地而起 。一条条铁路，将高校人才与原料输送进去，把大量工业、军工产品运出 。
对当时的中国而言，资源整合与交通部署难度极大 。但一句 “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 的口号，便动员起全国有识之士，纷纷登上通往西部的列车 。东北不少工厂，将顶尖专业技术人员成批送往西部 。许多年轻钢铁工人，刚领结婚证，还未办喜事，就奔赴三线城市住土坯房 。条件艰苦催生出口号：“先生产，后生活 。” 百亿票房导演贾玲的父母，便是三线建设时期，从辽宁 “东方化工厂”（代号 525 厂）迁至湖北襄阳 。
攀钢所在城市得名攀枝花，只因当地当时荒无人烟，唯有一棵攀枝花树 。因远离家乡，三线工人的人生大事成难题 。1968 年，国家特批 7 条专列，将哈尔滨刃具厂、轴承厂等 12 家重点企业的 2137 名女工送往四川 。在成都军区三线建设指挥部的《接收安置名册》中，82% 的女工被分配至绵阳（长虹厂）、德阳（二重厂）、自贡（东锅厂），其余安置在重庆军工企业，同单位工人得以结婚成家 。
比工厂建设更艰难的，是铁路修筑 。为建成 1096 公里的成昆铁路，超 2100 名建设者献出生命 。攀枝花境内矿产资源富集，有 76 种矿产，钛、钒资源储量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三，被列为三线建设重中之重 。
在不毛之地，打造中国工业的 “两大引擎”
曾有人质疑，当年三线建设投入巨大是否值得 。但事实是，若无三线建设的产业大迁移，中国工业难有如今的深厚根基 。
均衡能源布局
三线建设前，中国工业主要布局在东北 。上世纪 60 年代初，全国约 70% 的钢铁、80% 的机械制造和 60% 的电力产能来自东北，东北因而被称作 “共和国长子” 。而广袤的中华腹地，群山环绕间，大量资源沉睡 。
三线建设旨在通过巨量军工武器需求，盘活西部煤矿、钢铁等资源 。三线重点 “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在嘉陵江到渠江两线沿岸 18 个县布局 48 家单位 。这个大型军工制造集群，40% 的枪管、炮筒特种钢由攀钢提供；生产武器的焦煤，很大一部分来自六盘水煤矿集群 。35% 的原材料运输工作，由成昆铁路承担 。
成昆铁路全程跨越 991 座桥，打通 427 条隧道 。经过海拔 2000 多米的大凉山支脉 “金口河至埃岱段” 时，58 公里线路要穿越 44 座隧道 。因其超高难度与奇迹般的建设速度，1984 年 12 月，成昆铁路被联合国列入 “象征 20 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与阿波罗登月计划、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 “斯普特尼克 1 号” 齐名 。
1970 年，六盘水 300 万吨洗精煤运往攀枝花，助力攀钢一期工程产钢 150 万吨，推动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生产 200 万支步枪及冲锋枪、1.2 万门火炮、9000 万发炮弹…… 直至今日，成昆铁路仍是中国西南交通命脉 。1980 年后，三线建设虽结束，但许多矿场、企业持续运作 。如六盘水煤矿，作为中国西南部煤种最齐全、产能最大的煤矿集群，2010 年年产能超 5000 万吨，2020 年突破 8000 万吨，持续为中国工业发展供能 。
完善教育体系
为支持备战、保留教育火种，三线工程将不少重点大学、专业迁至深山 。从北京迁出的多所院校，三线建设后，部分迁回北京，许多留在当地或两地建校 。比如北京石油学院，发展为如今的中国石油大学，留在山东的部分是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北京地质学院逐步升级为中国地质大学，在武汉有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北京矿业学院 1978 年在徐州重建主体，保留北京研究生部，2003 年北京校区独立为中国矿业大学 。
当年，这些大学师生一搬 “新家”，就投身秘密工厂科研、搞技术 。1964 年迁往四川峨眉的唐山铁道学院，大批师生参与成昆铁路桥梁、隧道等关键工程设计，攻克诸多复杂施工难题 。1972 年，唐山铁道学院更名为西南交通大学，1995 年入选国家重点高校 “211 工程”，持续为国家培养人才 。诸多中国高等学府，都有着三线建设的革命基因 。三线建设投入虽大，但在后续几十年持续释放红利 。
中国工业最难得的软实力
工业发展，资源、人才、核心技术固然重要，但还需软实力 —— 不断突破技术瓶颈的决心与韧劲 。
当年，中国地质专家在攀枝花地下发现大量钒钛磁铁矿，这是极为珍贵的战略资源 。矿中的钒可增强钢强度，用于制作重轨、抗震钢筋、航天用钒铝合金；钛能制成海绵钛，用于航空及化工领域 。但矿石中钒、钛、铁紧密共生，传统高炉冶炼会导致钛渣黏结炉膛，形成 “高炉结瘤”，苏联专家断言攀枝花钢铁无法利用：“上帝把钒钛赐给了中国，但忘记教中国人如何使用它 。”
关键时刻，冶金部牵头，调集全国 108 名顶尖冶金专家、工程师支援攀钢 。他们耗时三年，1967 年通过 “大风量、高碱度、低硅铁” 工艺创新，在普通高炉实现钒钛钢稳定冶炼，铁水合格率超 90%，钒回收率达 60% 以上 。这一前沿技术，让中国工业在国际崭露头角 。上世纪 80 年代后，攀钢逐步掌握钒氮合金、钛白粉等深加工技术，成为全球最大钒制品供应商 。
攀钢人在艰难条件下、面对质疑，仍坚定保持技术迭代的信念 。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三线建设仍深刻影响着中国，在诸多重要领域发挥关键作用 。
以绵阳为例，三线建设后成为国家认证的 “中国唯一科技城” 和 “军工重镇” 。凭借群山环绕地形与多云多雾天气，成为三线时期重要核工业基地和航天工业基地，如今军工电子产业依旧发达 。国家级科研单位 “中国空气动力研究与发展中心（CARDC）” 在此搭建超大 “风洞群”，2.4 米跨声速风洞启动一次消耗的电能，能让特斯拉 Model 3 绕地球赤道跑 14 圈 。中国唯一核武器研制生产单位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院，代号：902 研究所），曾是邓稼先、王淦昌、于敏、郭永怀工作之地，仅两院院士就有 30 多位 。
围绕九院，多家三线时期老军工企业，既承担配套生产任务，又组成绵阳支柱产业集群 。如当年生产军用通信设备的 “国营涪江机器厂” 和 “国营涪江有线电厂”，合并为现在的九州集团；生产军工电子配套设备的 “国营华丰无线电器材厂”，成长为 “华丰企业集团” 。我们熟知的家电品牌 “长虹”，三线时期是制造机载火控雷达和军用电池的重要企业 。这些从三线时期发展起来的重点单位，推动绵阳成为四川省经济前三的城市 。
据统计，1964 年到 1980 年，国家在中西部地区投入 2000 多亿元，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 40% 。400 多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和民工，响应 “好人好马上三线” 号召，奔赴西南、西北，用血汗乃至生命建起 1100 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他们将工业文明播撒至祖国各地，背后彰显的，是中华民族复制自己、进化自己的生存智慧 。攀枝花的辉煌，不过是三线建设伟大成就的一个缩影，这段历史，值得永远铭记与敬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