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凭借卓越的指挥才能，成功策划并实施了四渡赤水战役，这一战略奇迹使红军从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中脱颖而出，顺利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会理地区。然而，连续的战斗与部分战斗的不尽如人意，在红军内部引发了一定程度的疲惫与不满情绪，这股情绪甚至波及到了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层。
此时，一些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者，特别是以林彪为代表的部分将领，对毛泽东的机动战略产生了质疑。他们批评红军的行动路线为“弓背路”，主张走更为直接的“弓弦”路线，甚至对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提出了挑战。林彪试图通过私下联络彭德怀等将领，以及向中央三人小组提交信件，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的军事指挥权，并由彭德怀担任前敌指挥。这些举动遭到了彭德怀、聂荣臻等同志的坚决反对和严厉批评，他们强调了党的领导和红军的团结，指出任何分裂行为都是不可容忍的。
为了统一思想，巩固党的领导地位，1935年5月12日，中共政治局在会理县城郊的铁厂村召开了扩大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与会者包括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等核心领导成员，以及林彪、聂荣臻、彭德怀等前线将领。会上，张闻天首先就当前形势作了报告，并进行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则着重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经验，深入阐述了运动战战略的正确性，并对林彪的错误言论进行了有力批驳。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林彪的幼稚与无知，强调了机动战对于红军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重要意义。
会理会议不仅是一次思想的统一会，更是一次战略的部署会。会议总结了遵义会议以来红军在川滇黔边区实行大规模运动战的成功经验，明确了渡江后的行动计划——立即北进，抢渡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同时，会议还严厉批评了林彪等人的错误言行，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与稳定，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会后，中央红军迅速行动，组建了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的先遣队，为红军北上四川、实现战略转移开辟了道路。会理会议作为遵义会议的延续与巩固，不仅解决了红军内部的思想分歧与领导危机，更为红军后续的胜利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