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里县巴总地区作为川滇交界处的特殊地理单元，其旧社会生活形态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拼图。这片横断山脉腹地的藏族聚居区，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形成了以土司制度为核心的政治经济体系，这种制度既维系了地方秩序，也埋下了发展滞后的隐患。
自然环境与生存挑战的尖锐矛盾始终是巴总人民面临的首要问题。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山峡谷地形，使得可耕地面积不足总面积的5%，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方式导致粮食产量长期低下。每逢冬季，大雪封山造成的孤岛效应使物资流通完全中断，现存清代土司文书记载的冬饥事件就达17次之多。这种严酷的生存环境塑造了当地人特有的储粮习俗，几乎每家都建有可存三年粮的甲仓。
社会结构的双重性构成了另一个显著特征。土司衙门保持着完整的统治机构，设有涅巴（管家）、仲译（文书）等官职，但基层仍保留着部落制的措瓦组织。这种二元结构导致政令执行效率低下，1912年云南都督府派员调查时发现，土司征收的赋税仅有30%能如实上缴。更严重的是，等级制度固化使得占人口95%的差巴（农奴）世代难以翻身，现存民居建筑中，土司官寨与农奴窝棚的对比至今触目惊心。
文化融合的独特路径在这里展现出特殊形态。尽管地处藏文化圈，但纳西族的东巴教、彝族的毕摩文化都在当地留有痕迹。最具代表性的是每年农历五月举行的祈山会，既包含藏传佛教的诵经仪式，又融合了彝族火把节的元素。这种文化杂交现象，使巴总地区形成了不同于卫藏地区的宗教宽容传统，但也导致文化认同的模糊性，20世纪初法国传教士留下的档案中就记载着一个家庭同时供奉释迦牟尼和山神的奇特现象。
随着1950年代民主改革的推进，巴总地区迎来了根本性变革。土司制度的废除彻底改变了社会结构，新式教育的推广打破了知识垄断，滇藏公路的建设则终结了地理隔绝状态。这些变化为当代木里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如何平衡传统保护与现代发展，仍是值得深思的命题。
